30招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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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一年三月中,名震天下的巨寇西营八大王张献忠正式向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的熊文灿递交降表。大明朝廷授其副总兵之职,并允其将部队驻扎在谷城县王家河,还把王家河改名“太平店”,以示招安之意。
张献忠早在去年底便因熊文灿的招抚而发生动摇,年初,他在与左良玉等官军的作战中连续失利,帐下谋士薛正贤乃当朝宰辅薛国观的侄儿,以“约降取富贵”之言趁机怂恿他投顺朝廷。他思来想去,最终认为“诚得国观为主于内,抚可万全”,坚定了求抚的心。
不过张献忠毕竟非常人,即便招抚,手段与心思也较之那些前辈同类要高超不少。
他先派张可旺等“饬名姝、赍重宝”找到有些旧情的陈洪范请他牵线搭桥,表示“大恩未报,愿率所部随马足自效”。陈洪范投入熊文灿帐下,本就怀着戴罪立功、一雪前耻的志向,见这大笔买卖自己送上门,自是奇货可居。有他居中介绍,张献忠得以“黄金蹄裘千、珠琲盈斗、他货累万”重贿熊文灿。熊文灿既贪财又畏战,因而欣然答应代张献忠向朝廷上奏。除此之外,张献忠犹不敢松懈,加派薛正贤等人携带重礼重金,奔赴京师,“出入相邸,偏见群公,皆致厚馈”,为自家招安游说交际。如此,方觉稳当。
与别寇不同,赫赫有名的张献忠的求抚引起了崇祯皇帝本人的高度关注。对流寇是剿是抚一直是朝议悬而未决的问题,崇祯登极初期,意气风发,很是锐意剿贼,可越到后来,他越觉专剿之举徒糜军资、徒疲军力,收效却不显著。加之近些年关外清兵阴魂不散,声势甚嚣尘上,崇祯颇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的难受,由此对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流寇的观点,渐渐又开始向招抚倾斜。
正月初八,熊文灿向朝廷转达了张献忠乞求招安的意向。崇祯在朝议上发问:“卿说这贼杀得尽否?”
杨嗣昌与主剿派唇枪舌战,力陈招抚张献忠的必要性。先说“是则先抚一二股以杀贼势,而后剿其余,仍不为失算”,又说“流贼蜂起垂二十年,为中原大害,若论经常之理,一剿而外,更有何词?乃其恣横遍七、八省,党类至百余万,剿之不可胜剿,不得不开抚之一路,以杀其势”。
而后面对主剿派对招抚不断的质疑,杨嗣昌索性抬出迫在眉睫的清兵做挡箭牌,再说“国家之兵力实不能兼御夫内外,国家之饷实不能两给于中边,即一时文武诸臣之才力心力,欲左投左效、右投右效者,不啻戛戛乎难之?”
与杨嗣昌穿一条裤子的熊文灿也申辩“目前兵马俱以边警尽撤,仅有步兵数千,断非胜敌之着”、更说“若此时苦无兵马可发,勿轻言贼易剿,如剿有兵有势,不至成此难结之局也”,大肆附和杨嗣昌的论调。
主剿派中有人担忧张献忠坚持保持队伍独立性,而非类似刘国能散尽其众,恐怕有养虎遗患之危险,杨嗣昌等人同样以“惊眠虎而使之觉,嗾驯犬而使之嗥”为由,坚称事分轻重缓急,不可鼠目寸光自陷左支右绌的困境。
有熊文灿与杨嗣昌一外一内遥相呼应,加之薛国观、陈洪范等人的推波助澜,一番讨论后,“面谕剿抚原该互用”以及“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等结论已成定局。张献忠接受招安之事由此水到渠成。
当然,张献忠一早前提出要当湖广总兵官并且全权控制地方、关防、札付诸方面,由此保证“郧、襄、均、承数百里外无一贼”的要求明廷绝不会同意。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张献忠得了个副总兵的头衔,挂职也只能挂在他自己的营头下面,部队则划分驻地谷城。
为了加重自己此次投降的分量,除了自家,张献忠还拉拢了不少中小势力一并归顺。杜应金、马世秀、金白元等势力以及赵当世,也在其列。这些人中,赵当世是仅次于张献忠的大寇,因而朝廷同样另眼相待,副总兵没给,好歹给了赵当世一个参将的职位,并将赵营的驻地安排在了枣阳县东北的鹿头店。
和张献忠类似,赵当世这个参将,同样挂在他自家的营头名下,除了一个转正告身,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奖赏。赵当世打听到张献忠向熊文灿上报要求朝廷按十万人额度拨付军饷,只觉好笑更觉张献忠得意忘形。想如今明廷支持诸多正牌官军都不免面临钱粮捉襟见肘的窘境,哪里还会理睬张献忠这新降之人狮子大开口的敲诈。
果不其然,十万人的数目一上报,张献忠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反倒受到熊文灿的警告。熊文灿要求西营即日起必须着手裁撤兵马,张献忠当然不答应,两边短暂的“蜜月期”立刻宣告结束,开始了新一轮的扯皮。
赵营这边,熊文灿也派人来点计兵马,赵当世但说营中将士林林总总不过两万,且云钱粮米豆无论多少全从朝廷拨付,另无索求。来人见他有所让步,在这兵额上便也没有多加诘难盘查。所以赵营虽说当下只有一万两千人不到,但朝廷默许的额度却凭空多了八千。
赵营参将与西营副总兵名义上都直隶于熊文灿,而熊文灿将二营分别置于东北与西北两侧,借口是“互为犄角、拱卫襄府”,实际上打的却是当中隔绝,以防“巨寇相合后患无穷”的主意。这点道理,赵当世自然心知肚明,只不过他秉着韬光养晦为主的考量,对此并无微词。
何谓“韬光养晦”?具体到如今的赵营,可用昌则玉的一句话概括。
赵营部队转进枣阳县后,赵当世曾就赵营接下来的发展方向询问过昌则玉,昌则玉回答说:“昔朱升谏太祖皇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计,以定明祚之基。现属下亦附庸其雅,提九字于我赵营。分别为‘精武备’、‘广结援’、‘顺朝廷’,主公可引以为导。”
赵当世点头道:“‘精武备’三字确为当务之急。先前徐总兵在会上就这此点指出营中‘兵疲’、‘粮少’、‘甲缺’三疾,想来按此方向加以整备,当无偏差。”进而问道,“那么‘广结援’与‘顺朝廷’又该当如何?”
“广结援......”昌则玉早有洞见,缓缓而言,“左传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我营虽暂时投顺朝廷,若以为从此高枕无忧,则危亡不远。当今明廷,内忧外患,百年积弊绝非一朝一夕可除,自顾无暇,我营若全倚此行将就木之枯树,到头来免不得与之共倾。故而为今之计,投诚之余万不可断了与诸家义军的联系。其水我鱼,有他们在一日,我营便如鱼得水,可保永不受制于人。”
赵当世深然其言,但一时间难以想得通透,再问:“若以先生高见,可为营之外援的,有哪些?湖广、河南地面,八大王、老回回、曹操等皆不可恃,更有何择?”
昌则玉说道:“主公切莫自限视野,我营现为官军,有了这一层身份在,外援之路可谓四通八达,应有尽有。”而后拈指细数,“属下愚见,李自成、孔庆年、杜纯臣,至少这三人,联系不可绝。而左良玉、刘国能、陈洪范,我营不可等闲视之。”
李自成不消说,与他见过的人但凡有些眼界都瞧得出此人不同凡响,更兼其现为闯王,名义上的天下第一巨寇,就昌则玉不说,赵当世也会尽全力与他继续结交。
孔庆年与杜纯臣则都是商人。流寇兴起至今,早过了犁耙木棒一牛车的草创阶段,能坚持到现在形成些气候的,均是注重布局之人。就比如张献忠,他看似惶惶度日的一草寇,其实心思非常缜密,人脉极广,在各地乃至京师都安置有眼线。这些线人以商贾、侠妓甚至官宦等各种身份掩人耳目,或替西营筹措军资粮草、或替西营奔走活动。以区区一寇的身份却能傍上陈洪范以及朝中大臣薛国观便是张献忠长于布局的最好证明。这世道,没有门路,就做贼也难做下去。
目睹了张献忠的能量,赵当世更加确信自己提早安排下线的举动是正而无误的。孔庆年通川滇、杜纯臣通东南,赵营往后的发展绝离不开此二人。
至于左、刘、陈三人,都是目前明军将领。
历来能当上援剿总兵的都是公认的名将。前有曹文诏、祖宽等人无不令流寇闻风丧胆,现在的左良玉,亦是有勇有谋。他拥兵逾五千,乃目前豫、楚间最大的军头,自崇祯五年奉命进剿中原流寇,数年间各处的巡抚总督们都走马灯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却从未缺席,逐渐积累之下他的权势早已非往日可比。
与曹文诏之辈不同,左良玉不是只会领兵打仗的二愣子,实际上很有些精明的头脑。只这几年时间,他凭借着自己的兵马与威望,在河南、湖广、陕西等地建立起了庞大的势力网络。不但控制了许多要隘堡寨,私收税费,更添置了无数产业,触达茶馆、当铺、钱庄乃至赌坊、青楼、私矿等等三教九流诸多行当,获利巨万。
除此之外,为了稳固自己的基业,他暗中与周遭的流寇们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双方进行些见不得光的买卖勾当也是常有的事。可以说,尤其在河南,左良玉的话语权不在巡抚常道立之下,譬如罗岱、孔道光等明将,从不听常道立或熊文灿的调遣,却全以左良玉马首是瞻。
赵当世想要在豫、楚立足,就无法忽视左良玉,与左良玉建立良好关系是迟早的事。
刘国能虽说已经被招安,但毕竟是流寇中的老资格,又与赵当世在老闯王手下有同僚之谊。况且,其人沉毅有谋,比较正气,如果能与他交好,有利无弊。
至于陈洪范,昌则玉看中并非当前此人的军事实力。老实说,他固然是军中老人,但向年的圈子都在辽东、胶莱,来湖广、河南彻彻底底可算作个新人。昌则玉更在乎的是他的官场活动能力。
陈洪范武举出身,因会来事,很快混到开原参将,后渎职被罢免,但旋即走通了路子,重新当上了昌平镇下属的居庸关参将。两年前他奉命支援皮岛,却畏战躲到了广鹿岛,又给革职。岂料他四处活动,竟然以短短一年不到时间,复被起用,来到了湖广。宦海沉浮本是常态,但像他这样能火速东山再起、一浪接一浪的倒是少见。昌则玉派人了解过,陈洪范在京师很有些人脉,而当前和西营张献忠相比,赵当世正缺少一个与朝中贵胄接触的渠道,若能攀上陈洪范,未始不是个机会。
赵当世听到这里,才算是对“广结援”这三个字有了初步的认识与方向。
昌则玉接着说道:“而‘顺朝廷’,无他,关键在那一个‘顺’字。朝廷以招抚为驯暴之术,我营亦可借之反为蛰伏之道。”
赵当世疑道:“照此说来,效仿刘国能,恐是最顺朝廷的举止了。”
“凡事过犹不及。八大王桀骜刚烈,虽降却如骨刺卡在朝廷喉间,早外必除而后快;闯塌天自剪羽翼,固然可表忠心,但其分量与重要性无疑大大跌落,身不由己。而我营正处二者之中,正可谓是不偏不倚,中庸佳举。”昌则玉摇头说道,“近日熊总理来验兵,八大王与其相争,而主公却与其相处颇顺遂,这便是做的好的地方。”
赵当世依然存疑道:“这仅仅是个孤例。如果往后朝廷要我做一些其他的事,我未必就似今日这般爽快。”
昌则玉道:“不然。单独以我营视角看此事,无足道哉。然而主公你想,在熊总理看来,你与八大王分别的作派,会给他何种感觉?”
赵当世似有所悟:“先生的意思是......”
昌则玉含笑道:“今番有西营八大王与我营共降,是天赐的一个良机。有此参照,朝廷的命令他做个一二分,我等就做个三四分,也不需多,只要每每比他多个些许,日积月累,朝廷对我营与西营的看法定会截然两面。”
赵当世闻罢,与昌则玉哈哈对笑,道:“先生之言甚善!”紧接着扳扳手指,快慰而言,“精武备、广结援、顺朝廷,有此九字为指导,我营前路豁然!”
二人正谈,外有禀报称鹿头店巡检司巡检等多人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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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一年三月中,名震天下的巨寇西营八大王张献忠正式向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的熊文灿递交降表。大明朝廷授其副总兵之职,并允其将部队驻扎在谷城县王家河,还把王家河改名“太平店”,以示招安之意。
张献忠早在去年底便因熊文灿的招抚而发生动摇,年初,他在与左良玉等官军的作战中连续失利,帐下谋士薛正贤乃当朝宰辅薛国观的侄儿,以“约降取富贵”之言趁机怂恿他投顺朝廷。他思来想去,最终认为“诚得国观为主于内,抚可万全”,坚定了求抚的心。
不过张献忠毕竟非常人,即便招抚,手段与心思也较之那些前辈同类要高超不少。
他先派张可旺等“饬名姝、赍重宝”找到有些旧情的陈洪范请他牵线搭桥,表示“大恩未报,愿率所部随马足自效”。陈洪范投入熊文灿帐下,本就怀着戴罪立功、一雪前耻的志向,见这大笔买卖自己送上门,自是奇货可居。有他居中介绍,张献忠得以“黄金蹄裘千、珠琲盈斗、他货累万”重贿熊文灿。熊文灿既贪财又畏战,因而欣然答应代张献忠向朝廷上奏。除此之外,张献忠犹不敢松懈,加派薛正贤等人携带重礼重金,奔赴京师,“出入相邸,偏见群公,皆致厚馈”,为自家招安游说交际。如此,方觉稳当。
与别寇不同,赫赫有名的张献忠的求抚引起了崇祯皇帝本人的高度关注。对流寇是剿是抚一直是朝议悬而未决的问题,崇祯登极初期,意气风发,很是锐意剿贼,可越到后来,他越觉专剿之举徒糜军资、徒疲军力,收效却不显著。加之近些年关外清兵阴魂不散,声势甚嚣尘上,崇祯颇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的难受,由此对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流寇的观点,渐渐又开始向招抚倾斜。
正月初八,熊文灿向朝廷转达了张献忠乞求招安的意向。崇祯在朝议上发问:“卿说这贼杀得尽否?”
杨嗣昌与主剿派唇枪舌战,力陈招抚张献忠的必要性。先说“是则先抚一二股以杀贼势,而后剿其余,仍不为失算”,又说“流贼蜂起垂二十年,为中原大害,若论经常之理,一剿而外,更有何词?乃其恣横遍七、八省,党类至百余万,剿之不可胜剿,不得不开抚之一路,以杀其势”。
而后面对主剿派对招抚不断的质疑,杨嗣昌索性抬出迫在眉睫的清兵做挡箭牌,再说“国家之兵力实不能兼御夫内外,国家之饷实不能两给于中边,即一时文武诸臣之才力心力,欲左投左效、右投右效者,不啻戛戛乎难之?”
与杨嗣昌穿一条裤子的熊文灿也申辩“目前兵马俱以边警尽撤,仅有步兵数千,断非胜敌之着”、更说“若此时苦无兵马可发,勿轻言贼易剿,如剿有兵有势,不至成此难结之局也”,大肆附和杨嗣昌的论调。
主剿派中有人担忧张献忠坚持保持队伍独立性,而非类似刘国能散尽其众,恐怕有养虎遗患之危险,杨嗣昌等人同样以“惊眠虎而使之觉,嗾驯犬而使之嗥”为由,坚称事分轻重缓急,不可鼠目寸光自陷左支右绌的困境。
有熊文灿与杨嗣昌一外一内遥相呼应,加之薛国观、陈洪范等人的推波助澜,一番讨论后,“面谕剿抚原该互用”以及“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等结论已成定局。张献忠接受招安之事由此水到渠成。
当然,张献忠一早前提出要当湖广总兵官并且全权控制地方、关防、札付诸方面,由此保证“郧、襄、均、承数百里外无一贼”的要求明廷绝不会同意。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张献忠得了个副总兵的头衔,挂职也只能挂在他自己的营头下面,部队则划分驻地谷城。
为了加重自己此次投降的分量,除了自家,张献忠还拉拢了不少中小势力一并归顺。杜应金、马世秀、金白元等势力以及赵当世,也在其列。这些人中,赵当世是仅次于张献忠的大寇,因而朝廷同样另眼相待,副总兵没给,好歹给了赵当世一个参将的职位,并将赵营的驻地安排在了枣阳县东北的鹿头店。
和张献忠类似,赵当世这个参将,同样挂在他自家的营头名下,除了一个转正告身,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奖赏。赵当世打听到张献忠向熊文灿上报要求朝廷按十万人额度拨付军饷,只觉好笑更觉张献忠得意忘形。想如今明廷支持诸多正牌官军都不免面临钱粮捉襟见肘的窘境,哪里还会理睬张献忠这新降之人狮子大开口的敲诈。
果不其然,十万人的数目一上报,张献忠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反倒受到熊文灿的警告。熊文灿要求西营即日起必须着手裁撤兵马,张献忠当然不答应,两边短暂的“蜜月期”立刻宣告结束,开始了新一轮的扯皮。
赵营这边,熊文灿也派人来点计兵马,赵当世但说营中将士林林总总不过两万,且云钱粮米豆无论多少全从朝廷拨付,另无索求。来人见他有所让步,在这兵额上便也没有多加诘难盘查。所以赵营虽说当下只有一万两千人不到,但朝廷默许的额度却凭空多了八千。
赵营参将与西营副总兵名义上都直隶于熊文灿,而熊文灿将二营分别置于东北与西北两侧,借口是“互为犄角、拱卫襄府”,实际上打的却是当中隔绝,以防“巨寇相合后患无穷”的主意。这点道理,赵当世自然心知肚明,只不过他秉着韬光养晦为主的考量,对此并无微词。
何谓“韬光养晦”?具体到如今的赵营,可用昌则玉的一句话概括。
赵营部队转进枣阳县后,赵当世曾就赵营接下来的发展方向询问过昌则玉,昌则玉回答说:“昔朱升谏太祖皇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计,以定明祚之基。现属下亦附庸其雅,提九字于我赵营。分别为‘精武备’、‘广结援’、‘顺朝廷’,主公可引以为导。”
赵当世点头道:“‘精武备’三字确为当务之急。先前徐总兵在会上就这此点指出营中‘兵疲’、‘粮少’、‘甲缺’三疾,想来按此方向加以整备,当无偏差。”进而问道,“那么‘广结援’与‘顺朝廷’又该当如何?”
“广结援......”昌则玉早有洞见,缓缓而言,“左传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我营虽暂时投顺朝廷,若以为从此高枕无忧,则危亡不远。当今明廷,内忧外患,百年积弊绝非一朝一夕可除,自顾无暇,我营若全倚此行将就木之枯树,到头来免不得与之共倾。故而为今之计,投诚之余万不可断了与诸家义军的联系。其水我鱼,有他们在一日,我营便如鱼得水,可保永不受制于人。”
赵当世深然其言,但一时间难以想得通透,再问:“若以先生高见,可为营之外援的,有哪些?湖广、河南地面,八大王、老回回、曹操等皆不可恃,更有何择?”
昌则玉说道:“主公切莫自限视野,我营现为官军,有了这一层身份在,外援之路可谓四通八达,应有尽有。”而后拈指细数,“属下愚见,李自成、孔庆年、杜纯臣,至少这三人,联系不可绝。而左良玉、刘国能、陈洪范,我营不可等闲视之。”
李自成不消说,与他见过的人但凡有些眼界都瞧得出此人不同凡响,更兼其现为闯王,名义上的天下第一巨寇,就昌则玉不说,赵当世也会尽全力与他继续结交。
孔庆年与杜纯臣则都是商人。流寇兴起至今,早过了犁耙木棒一牛车的草创阶段,能坚持到现在形成些气候的,均是注重布局之人。就比如张献忠,他看似惶惶度日的一草寇,其实心思非常缜密,人脉极广,在各地乃至京师都安置有眼线。这些线人以商贾、侠妓甚至官宦等各种身份掩人耳目,或替西营筹措军资粮草、或替西营奔走活动。以区区一寇的身份却能傍上陈洪范以及朝中大臣薛国观便是张献忠长于布局的最好证明。这世道,没有门路,就做贼也难做下去。
目睹了张献忠的能量,赵当世更加确信自己提早安排下线的举动是正而无误的。孔庆年通川滇、杜纯臣通东南,赵营往后的发展绝离不开此二人。
至于左、刘、陈三人,都是目前明军将领。
历来能当上援剿总兵的都是公认的名将。前有曹文诏、祖宽等人无不令流寇闻风丧胆,现在的左良玉,亦是有勇有谋。他拥兵逾五千,乃目前豫、楚间最大的军头,自崇祯五年奉命进剿中原流寇,数年间各处的巡抚总督们都走马灯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却从未缺席,逐渐积累之下他的权势早已非往日可比。
与曹文诏之辈不同,左良玉不是只会领兵打仗的二愣子,实际上很有些精明的头脑。只这几年时间,他凭借着自己的兵马与威望,在河南、湖广、陕西等地建立起了庞大的势力网络。不但控制了许多要隘堡寨,私收税费,更添置了无数产业,触达茶馆、当铺、钱庄乃至赌坊、青楼、私矿等等三教九流诸多行当,获利巨万。
除此之外,为了稳固自己的基业,他暗中与周遭的流寇们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双方进行些见不得光的买卖勾当也是常有的事。可以说,尤其在河南,左良玉的话语权不在巡抚常道立之下,譬如罗岱、孔道光等明将,从不听常道立或熊文灿的调遣,却全以左良玉马首是瞻。
赵当世想要在豫、楚立足,就无法忽视左良玉,与左良玉建立良好关系是迟早的事。
刘国能虽说已经被招安,但毕竟是流寇中的老资格,又与赵当世在老闯王手下有同僚之谊。况且,其人沉毅有谋,比较正气,如果能与他交好,有利无弊。
至于陈洪范,昌则玉看中并非当前此人的军事实力。老实说,他固然是军中老人,但向年的圈子都在辽东、胶莱,来湖广、河南彻彻底底可算作个新人。昌则玉更在乎的是他的官场活动能力。
陈洪范武举出身,因会来事,很快混到开原参将,后渎职被罢免,但旋即走通了路子,重新当上了昌平镇下属的居庸关参将。两年前他奉命支援皮岛,却畏战躲到了广鹿岛,又给革职。岂料他四处活动,竟然以短短一年不到时间,复被起用,来到了湖广。宦海沉浮本是常态,但像他这样能火速东山再起、一浪接一浪的倒是少见。昌则玉派人了解过,陈洪范在京师很有些人脉,而当前和西营张献忠相比,赵当世正缺少一个与朝中贵胄接触的渠道,若能攀上陈洪范,未始不是个机会。
赵当世听到这里,才算是对“广结援”这三个字有了初步的认识与方向。
昌则玉接着说道:“而‘顺朝廷’,无他,关键在那一个‘顺’字。朝廷以招抚为驯暴之术,我营亦可借之反为蛰伏之道。”
赵当世疑道:“照此说来,效仿刘国能,恐是最顺朝廷的举止了。”
“凡事过犹不及。八大王桀骜刚烈,虽降却如骨刺卡在朝廷喉间,早外必除而后快;闯塌天自剪羽翼,固然可表忠心,但其分量与重要性无疑大大跌落,身不由己。而我营正处二者之中,正可谓是不偏不倚,中庸佳举。”昌则玉摇头说道,“近日熊总理来验兵,八大王与其相争,而主公却与其相处颇顺遂,这便是做的好的地方。”
赵当世依然存疑道:“这仅仅是个孤例。如果往后朝廷要我做一些其他的事,我未必就似今日这般爽快。”
昌则玉道:“不然。单独以我营视角看此事,无足道哉。然而主公你想,在熊总理看来,你与八大王分别的作派,会给他何种感觉?”
赵当世似有所悟:“先生的意思是......”
昌则玉含笑道:“今番有西营八大王与我营共降,是天赐的一个良机。有此参照,朝廷的命令他做个一二分,我等就做个三四分,也不需多,只要每每比他多个些许,日积月累,朝廷对我营与西营的看法定会截然两面。”
赵当世闻罢,与昌则玉哈哈对笑,道:“先生之言甚善!”紧接着扳扳手指,快慰而言,“精武备、广结援、顺朝廷,有此九字为指导,我营前路豁然!”
二人正谈,外有禀报称鹿头店巡检司巡检等多人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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